初到比萨




在得知要去比萨大学留学之前，我对比萨的概念仅仅是那个著名的比萨斜塔。这个斜塔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据说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在上面做了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由此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占据了近两千年的大球先落地，小球后落地的理论。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小学课本上提到这个故事（其实，它的历史可信度一直受到怀疑。当代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就认为这只是个杜撰出来的传说而已），所以比萨这个城市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比较高。我也就顺带知道一点这个城市。

2000 年秋天我前往比萨的时候，比萨饼（也就是必胜客店里卖的意大利式烧饼）在中国还没有时髦起来，所以我也没有设想过比萨饼与比萨城市之间某种可能的联系。其实，比萨饼与比萨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它们在名称上雷同，纯粹是汉语翻译所导致。在意大利文中，比萨的写法是 PISA ，而比萨饼的写法是 PIZZA ，二者没有任何类似之处。不知道是翻译界哪位前辈，把 PIZZA 翻译为了“比萨”，严格的从意大利文发音来说，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 PIZZA 的准确的音译应该是“必扎”，而非“比萨”。当然，比萨城内的确有很不错的比萨饼店，我在比萨也品尝过不少风味各异的比萨饼。这都是后话了。

就如同还没有掀起新娘的盖头来的新郎的心情一样，我在出国前也曾经无数次的设想比萨大学的模样。这样的好奇一直持续到我到达比萨城的一刻。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深夜，我的学术东道主贝教授和他的助手在火车站接到我。肩扛手提几个大箱子，把我折腾得够呛，为了有个思想准备，我问贝教授，离大学还有多远？他告诉我说，比萨城和比萨大学其实就是一回事，到了比萨就是到了比萨大学。果然，我们一行人出了火车站，在一个有着浓郁的中世纪格调的小巷子里绕了几个弯子之后，就到了我的住处：比萨大学学生公寓。

说是学生公寓，其实也就是几个稀松平常的，与普通民居无异的套间而已。这与中国的大学里面大规模的学生宿舍楼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来我才知道，整个比萨大学，一共才有大概不到 100 间左右的学生公寓，它们是作为一种奖励，分配给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出色的学生免费居住。但是，比萨大学的学生有好几万人，其他的学生都住哪里呢？大学根本不管这个事情，学生自己去找当地的居民租房子住。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养活了大半比萨市民。再加上其他一些从事为大学生提供配套服务的人，在大学机构里面工作的比萨人，比萨的整个城市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比萨大学。

同屋居住的意大利学生来自西西里岛，这是一个让人听而生畏的地方，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那里黑手党猖獗，民风狡诈而野蛮。但是，事实证明，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后来不仅结交了许多来自西西里岛的好朋友，而且到西西里岛的朋友家里住了半个多月，游遍西西里的东海岸，为那里的美丽的风光所吸引，为西西里人的热情和好客所感动。同屋的西西里人——他的名字叫 LINO ——立即向我表达了他的热情、慷慨和好客。在随后的几天里，他照顾我的一切，包括做饭给我吃，领我去逛街购物等等，真可说得上是无微不至。我觉得有些奇怪，虽然是同宿舍，应该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但是这样的热度也是异乎寻常的。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我是作为他的客人而住到这里的。

事情是这样的，贝教授给我解释说，由于我在国内办出国手续一直不顺利，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因此也无法提前为我租房子，现在我忽然就来了，房子暂时没有找到，没有办法，他就找到一个叫做“青年基督教学生联谊会”的学生组织——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学雷锋小组，请求他们协助。这些人马上就运动了起来， LINO 成为具体办事的人，因为他的同宿舍的朋友刚好回家几天，我这几天就借宿于此了。得知这一真相，我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原来还没有住的地方，现在只是托别人学雷锋，做好事的福，暂时住几天而已！

贝 教授解释了之后，拍屁股回了罗马，把我一个人抛在了比萨。果然，三天之后， LINO 的同宿舍的人回来了。看来，我是注定要被扫地出门了。 LINO 他们在那里热烈地讨论，打电话联系，由于我的意大利语还不过关，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估计是为我找旅馆吧。果不出所料，他们开始帮助我收拾行李。不久就开来了一辆车来接我，开车的是个女孩子，自我介绍叫 IRENE ，在比萨大学读社会学。车子出发后，我问她去哪里，她告诉说，去她家。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她解释说， LINO 现在不能帮助我了，就把我交给她了，现在我已经由她负责来接待了。老天，这个联谊会的成员，竟然以这样的接力一样的方式来帮助一个他们毫不相识的人！ IRENE 说，到她家也是临时住几天，他们都正在努力帮助我找房子。可惜的是，由于我的来的时间不巧，是学期中间的时候，因此房子特别难找。

IRENE 一家对我的招待十分周到。她的父亲对我这样的飘洋过海，跨越欧亚大陆来求学的精神啧啧不已。我则对他们对一个陌生人所表现出来的信任与友善感到惊奇。如果说，到达比萨是我的意大利之旅的第一站，意大利这个民族以及她的文化对我的第一次触动就是初到比萨时，这个“青年基督教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以接力式的方式对我的帮助。

我在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联谊会在意大利的各个大学里面到处都有，它不过是意大利人所强调的“社会团结协作”（ solidarietà, solidarity ）的价值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已。这种团结协作，说白了就是不去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去帮助那些的确需要帮助的人。

我问 IRENE 的弟弟——他是个高中生，小伙子把他放杂物的床清理出来给我住，因此，属于我到意大利之后的第二个室友——将来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想学习医学，然后做一个“志愿者”，去非洲！我相信这里面的确有些年轻人的浪漫理想的成分，等他大了，也许就不会再坚持这一理想。但是，让我感到惭愧的是，当年我高中的时候，只是想着考大学，却从来没有想过考大学又是为了什么！

几天以后，在 LINO 和 IRENE 所提供的信息的帮助下，贝教授终于为我找到了住处。离开 IRENE 家时，他的父亲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门牌号码，让我随时来作客。

我发现，老先生的姓是 BUONCRISTIANI ，直译成汉语就是“善良的基督徒”的意思。

留学意大利之二：走进法律系


薛军




比萨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小到要去任何地方，步行前往都不会是件辛苦的事情。出于效率的考虑，如果有辆自行车，交通的问题就搞定了。我要去的比萨大学法律系，由于就坐落在城市的中央，要去那里格外方便。从火车站出发，穿过步行街 Corso di Italia ，就来到了阿尔诺河上的中桥（ Ponte di Mezzo ）。阿尔诺河从上游穿越弗罗伦萨，到达此处，又穿越比萨，然后就一头奔流到属于西地中海系统的第勒尼安海了。阿尔诺河及其两边的堤岸是比萨的灵魂之所在，也是非常好的休闲场所。当然，人认为好的地方，动物也会认为不错。阿尔诺河上经常有大群的海鸟，从入海口处飞来觅食，然后就站在两岸的石堤上小憩。它们几乎是等距离，一字排开，人去不惊，如同汉白玉雕塑一样，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跟随这这些海鸟的行列，过中桥，左转，走几步就到了比萨大学的心脏：法律系。

为什么说法律系是比萨大学的心脏呢？因为法律系是比萨大学最古老的系，而且法律系所在的场所，曾经就是比萨大学的全部。说到欧洲大学的历史，现在的通说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之所以加个限定语“西方”，是因为有些中国同胞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其实也是大学，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应该是在中国。在我看来，这个公案真是无法了结，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界定大学。如果你硬要说孔子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没有办法反驳的），建立于 1088 年。这可是一项了不得的荣誉，而且是别人夺不去，仿不来的。该大学也是以法学研究起家。到比萨之后，我发现，比萨大学的人对此有些吃醋。按照官方的说法文件，比萨大学建立于 1343 年，比博洛尼亚大学晚了不少年。但根据考证，其实大概在 1100 年前后，比萨城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法律研究团体（ studium iuris ），所以在法律研究上其实不比博洛尼亚晚多少。可是吃亏的就在于，这些法律研究团体一直是私人性质的，如同一些私人的法律夜校一样，他们一直没有去注册登记。而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大学属于一种社团，其合法性来自于官方的特许状。比萨人一直拖到 1343 年才去办手续，申请特许状。因此，比萨大学的法定成立日期只能被确定在颁发特许状的那一年，其校徽就以特许状上的第一句话作为装饰：“ in supremae dignitatis ”（根据最高的尊严 … ）。

虽然我知道意大利人喜欢以历史炫耀于人，但是我却对比萨大学的这种说法抱有同情的理解。因为，从罗马法的《学说汇纂》的手稿传统来看，学说界公认的所谓弗罗伦萨稿本，其实是从比萨劫掠过去的。仅此就可以说明，比萨很早就有了罗马法学研究传统。大概在 11 到 13 世纪之间，比萨是雄据地中海的强盛的城市共和国。富裕的城市经济，当然能够支撑一定的学术活动。可惜的是，比萨人当时缺乏个心眼，没有及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否则的话，嘿嘿，哪个的胡子更长，还真说不定啊。

转眼间就到了法律系的那幢楼房了。呵，多么漂亮的建筑啊！典型的中世纪的廊柱环抱，四周闭合，中间有一个大的天井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风格，在汉语里叫什么名字我说不上来，拉丁语中的名字好像叫 insulam ，类似于“岛”的词根。这样的建筑反映了典型的欧洲式——或者说是意大利式的——的社会风格。对外，它如同一个城堡一样，显示着其凛然不可侵犯的特征（每个人的家，都是他个人的城堡，看来这句话不完全是个比喻，而是有现实的物质依据的）；对内，它却是一个由四周的建筑合抱起来的公共空间。所有的房间和住处在这样的建筑格局中都处于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体现了某种平等和公共的精神。这与严格区分东厢房、西厢房，一个大院子被分为几进，几排，每排每进都代表着一定的地位和身份的中国传统建筑格局是不同的。穿过威风凛凛的大门，进入到院子里面，顿时感觉到自己被历史包围了。啊，正对面的房子就是伽利略曾经上课的地方！这个比萨人，难道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整出了那些改变了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的思想？可这个美丽的贵族私宅，其实并不那么宏伟和高大！它也就是三层楼的样子那么高，规模绝对不比中国的乡政府大院来得大。多个世纪的岁月的冲刷，已经使它略有老态，那些个立在磐石之上，支撑着整个建筑的天然石柱，已经因为长时间的雨水的侵蚀，剥离成下面细上面粗的模样，而地面的大块石料地砖，也因为无数人的踩踏而失去了棱角，有些坑坑洼洼。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建筑里，孕育了如此伟大的思想。这幢建筑也因为其中的人的伟大而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内涵。

法律系的院子里四周的回廊上放有不少胸像。这是些对意大利的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曾经在比萨大学长期工作过的教授的胸像。他们由校方设立，以资纪念。院子里面最突出的一个雕塑是为了纪念意大利统一时，大概是 1850 年前后，比萨大学的学生组成了抗击奥地利统治者的义勇军，开赴前线，在一个叫做 CURATONE E MONTANARA 的地方，进行了一次血战，许多年轻的学生战死疆场的事迹。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纪念，我也注意到，它是非常个体化的，特出个体性的，它不笼统地说是“比萨大学的优秀青年学生为国捐躯纪念”之类，而是把每个死者的名字，生卒年月，都铭刻在一个青铜板上。铜板下面，是一个铜雕的鲜花圈。为了纪念这次战役，比萨人把这幢楼前的街道也改名为 VIA CURATONE E MONTANARA 。

我早就知道，这个建筑的名字叫做 LA SAPIENZA ，意思是智慧的意思。意大利人总是这样的富有情调，他们喜欢为几乎每一个建筑取个名字，赋予该建筑以个性。这个法律系所在的院子，叫做智慧楼，这真是太恰当不过了。法学是一种智慧，这是西方法学传统的一个命脉，摸不准它，就会走入歧途。法律系叫做 GIURISPRUDENZA ，这个 PRUDENZA （审慎，深思熟虑，精通的意思）其实与 SAPIENZA 暗通款曲，表明了法学是一种建立在洞察人情，精通世事的基础上的实践性的学问。它与那种求 索 事物的真相（ verit à ），寻求事物本质规律的科学（ LA SCIENZA ）是不同性质的学问。可是，近代以来，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法学的 SAPIENZA ， PRUDENZA 的特征被掩盖，法学已经成为 SICENZA GIURIDICA 了！此番改造，是对，还是错，这里面有大学问可做，还是留待另外的专门文章吧。

我久久在这个院子里面徘徊。因为这是一个我将在其中逗留一年的地方。我要建立与它的感情，我要期待它接纳我这个来自异乡，异族，异文化的人。不幸（也许是有幸）的是，我是活动于这个院子里面的唯一的中国人。对于这个闯入他们的“智慧”殿堂的人，他们会怎么对待我呢？

留学意大利之三：教授们的工作室


薛军




我走进了法律系。可是，在法律系里反复转了几圈之后，我却没有找到在中国的法律系里面的那种感觉。

来比萨之前，我已经在中南政法学院度过了 7 年的学院生活，所以对一个“法律系”是个什么样子，有种根深蒂固的理解。在中国，当你走进一个大学的某幢楼房，我敢保证，映入你眼帘的很可能是一溜办公室，门牌上往往写着“学生处”，“财务处”，“党办”，“主任室”，“工会”，“人事处”之类的牌子。当你怯生生的敲敲那半掩的门，里面往往传出威严的声音“谁，干什么？”。当你屏住呼吸进去，往往发现里面很是宽敞，只是墙角里有一人，一桌，一沙发，一纯净水热水器而已！那个问你的人往往正在看报纸或者是喝茶（在电脑和网络普及之后，他们往往是在打网络游戏）。由于你打扰了他的清闲，你往往会被三言两语打发出去，或者被一连串的“不知道”顶出门外。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法律系的概念。没有到意大利之前，我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大学应该与行政机构有什么区别。但是，人的朴素的情感是存在的。说实话，在中国的大学中，我最憎恨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谓的办公室！小时候就知道，做错事后最严重的就是“去办公室”！

我刚刚到比萨的时候，受中南领导的委托，要去会见一下法律系主任 ROMBOLI 教授，因为该教授主持开创了与中南的合作。按照老经验，我到处找“法律系主任办公室”，结果别人告诉我说，主任是没有单独的办公室的，要找得去其所在的公法研究所。这让我觉得纳闷：主任都不搞间办公室，怎么办公，会客，喝茶，看报纸？后来我终于见到该主任，是在他所在的研究所。所谓的研究所，其实就是一个图书馆，加上在这里工作的教授的工作间而已。在密密的书的丛林的深处，有一间他的办公室，门牌上所写只是 ROMBOLI 教授。更加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在交谈中， ROMBOLI 说他已经不是系主任了。我满腹狐疑，询问我的东道主 贝 教授，与中南的交流的项目，现在由谁负责。他说，仍然是 ROMBOLI 教授。他还解释说，系主任的头衔并不重要，无非是教授会议主持人而已。这个头衔基本上是教授们轮流换着戴。重要的该教授是资深教授，影响力很大，他的意见，别人不轻易去反对。他对我说，比萨大学法律系基本上就等于比萨大学法学教授联合会。

他的这一解释，让我立即领会到此法律系与我曾经呆过的法律系之间的差别。经过观察，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比萨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意义上的“办公室”。法律系，首先是一个教授的组织机制，教授是法律系的主人，所以，在这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被固定地分配给教授（或者是其助手），作为其“工作室”。注意，我说的是“工作室”，而不是“办公室”。由于法律系被理解为一个教授们在此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没有什么“公”需要去“办”。教授不是官僚，不是公务员，他们不是在这里“办公”，他们是在这里工作。

其实，只要看看教授的工作室的门上的各种通知就可以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事情。

说到忙，意大 利的 教授不比中国的闲。但是，在所有的意大利的大学的教授的工作室的门上都必然贴着一张“接待时刻表”（ orario di ricevimenti ）。什么意思？意大 利的 教授们，除了课堂授课的任务之外，他们还有义务在每个星期的某一天，专门拨出大概两个小时，坐在他的工作室中，“接待”学生，与学生交流学术，解答疑惑，辅导学生论文等等。由于这是一项制度，所以每个教授都必须要认真对待。如果他们因为有事情不能在预定的时刻里接待学生，至少要提前几天贴出通知，进行公告，免得学生苦苦守候。我的学术东道主 贝 教授，经常仅仅是由于有这个“接待日”，而从罗马特地赶到比萨来。

我不知道在别的欧洲国家是否有这个制度，但是我毫无保留地礼赞这一做法，因为它为老师因材施教，为一些对学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 能够与 老师交流提供了渠道。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典型的情景：最开始，一个年轻的学生， 20 岁不到，他红着脸，鼓着勇气，在教授接待的时候，去问了几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教授热情解答，并且推荐一些书籍给这个学生做进一步的阅读。过了几个星期，学生又来了。他已经读完了那些书，带来了新的需要解答的疑问。教授继续解答，又指定了一些书让他阅读。渐渐地，他们成为了朋友，学生不再拘谨，他开始试图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他提出了一些教授也回答不了问题。怎么办？

答案仍然在教授工作室的门上。因为那里贴着教授主持进行“习明纳”（ SEMINARIO ）的消息。这是教授的另外一项工作。他把那些对他所研究的领域特别感兴趣的高年纪学生（也有博士生）组织起来，就一些非常新的，非常学术化的问题进行讨论。意大 利的 教授特别热中于搞这种讨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管理大学的权力，把这种讨论会变成半官方的。参加讨论会，做主题发言的学生，甚至可以免试而获得学分。

我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那个充满好奇心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在研讨会上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的人。教授也挺喜欢这个年轻人，于是就在一场挺形式化的选拔考试之后，成为了该教授的博士。他开始“跟随”该教授，成为他的助手，教授也开始手把手传授一些绝活。后来，小伙博士毕业了，出书了，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导师????”。后来，新科博士 成了 教授的助教 （ ricercatore ） 。他每天埋头搞学术。教授也开始张罗着给他谋取一个教席。这真不容易啊，因为教授的席位是固定的。但是，教授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自己的弟子当上教授。终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他接近 40 岁，在大概出了 3 本专著之后，也成为了一个教授。他也开始接待学生，搞研讨会??????

Oh ，老天，我不是在编一个故事。其实，我不过是描述了一个意大利教授的典型的成长模式。几乎每个教授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导师”：那个帮助自己打下学术基础，其思想构成自己的学术基本背景的那个人。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难道不是因为那个“接待日”制度吗？但是，这个接待日制度之所以可能存在，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法律系理解为“教授工作的场所”而导致吗？

法律系 = 教授们的“工作室”。这是一个让我感慨无语的等式。它的存在，让我感觉到中国的大学的变态。中国的大学教授们，就一般而言，如果不是行政上有兼职的话，他们是绝对没有“工作室”的。但是，那些终日基本上无所事事（因此，他们经常由于闲得发慌，而要找教授们的麻烦）的所谓行政人员，却人手一间。教授们去系里时，仿佛是到别人那里去串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浑身不自在。更加成问题的是，老师们被迫下课以后就回家，没课就在家。可怜的学生们，他们到那里去找老师们交流？本来教授是学校的主体，结果，他们却被挤压到自己的家里的书房中！更加可恨的是，老师们被迫呆在家里工作，反过来却被那些所谓的坐班的人认为是工作量很少。

把中国的法律系（其他的所有的系都如此）从行政、官僚色彩浓厚的“办公室”模式转变为意大利式的强调学术性，强调大学的教书育人的之本色的“教授工作室”模式将带来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对于学生而言，“法律系”，它的背后是学者，是老师。当你敲开法律系的一扇扇门，你知道，里面接待你的是你的老师。你们谈话的内容必然是关于学习的，关于知识的内容。对 于 老师而言，“法律系”，它意味着是我的工作的地方，我的左右房间里是我的同事，我们经常相互交流，一起去吃午饭，饭桌上谈的也是学术。

对不起，写到这里，我似乎遗忘了些什么。意大利的法律系难道不需要辅助人员（我很讨厌所谓的行政人员的说法，因为这一称呼不能正确地反映他们的作用。他们其实只是办事员，因为他们行使的不是行政权！在大学中，管理者仍然是教授。）吗？他们在哪里工作呢？我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比萨大学法律系，当然有他们工作的地方。在每个研究所的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个宽敞的大厅，在角落里，用玻璃幕墙围起来一个半封闭的角落，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其实，那里也是不错的，也可以放工作用的电脑和文件柜。他们是在一个四面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因此，光线特别好，这样便 于 教授和学生们找到他们。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的台子就放在 通向 教授工作室的厅堂中。这样，办事大家都方便。

建筑空间的分配应该服务于建筑的主要职能。教授们干的是脑力活动，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以求得环境的宁静。辅助人员所从事的主要是事务性的活动，接电话，找书，帮助复印之类什么的事情。他们呆在开放的空间中更加合适。一动一静，各得其所，各不相扰。教授们对辅助人员彬彬有礼。后者对前者则也是尊敬有加， 毕竟 教授们是大学的老板。在比萨法律系，有几次秘书们带着我去见某位教授。他们往往在教授们的门前停一停，然后轻轻地敲门，轻轻地敲门。

那一刻，我对他们充满了敬重。


留学意大利之四：关于书的问题


薛军

在“之三”中，我通过对比萨大学法律系的观察，提出了让教授们回到法律系去的主张。可能有人会认为，你这个建议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君不见，中国的学者有着独特的“书房情结”，追求的就是在自己家里的书房中品茗夜读的感觉吗？中国的教授们，即使你给了他工作室，他不一定就在那里工作。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以以之为题做些文化观念上的比较考察。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我去过不少教授家做客，有一个现象让我捕捉到了：意大利的教授们都没有什么规模巨大的书房。他们摆在家里的书，很少超过三个书架，而且我发现，这些书很多都是一些同行赠送的书。是这些家伙不爱买书，不爱读书吗？非也！奥秘就在于，他们的书房就在法律系里面。在介绍教授们的工作室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不能忽视的：意大利的教授们的工作室往往就在图书馆里面，而且（由于空间有限，图书太多），在很多情况下，教授们的工作室本身也成为图书馆摆放图书的地方。如此说来，意大利的法律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最大限度地缩小书与人的距离，增加书的可接近性。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面。当你要查阅什么书的时候，你只需要走几步路，伸个手就可以拿到，那么这个图书馆与你的书房有什么差别呢？既然你的这个“书房”里面什么书都有，而且你基本上也被认为是这个“书房”的主人，你还觉得有必要自己去买这些书，在自己的家中另起一套炉灶吗？绝对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教授往往没有自己的私人书房，自己个人买书也不多的原因之所在！

不过，再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所在的学校的确有一个图书馆，但是，它离你工作的地方（无论你选择家或者法律系作为工作场所）距离甚为遥远，而且它开门不早，关门到是挺早，进去的时候要通过金属探测器，要押工作证，限制一次只能借5本，有些书还概不外借，超期（这个期往往是一个月）还要罚款，搞得书拿在手中如同烫手的芋头一样。图书馆里面没有读书的地方，没有可用电脑的插座，没有自助的复印机或者扫描仪。更加可恨的是，你要的书它基本上没有，你认为基本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那里到是一大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肯定不得不自己来搞个人的图书馆建设了。

不说也知道，我所描述的这后一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学者，购书欲望惊人，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有收藏的爱好？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想到要去缩小书与人的距离，我们没有想到：法律系基本上应该就是法律系图书馆，而图书馆应该就是教授们的书房！所以，我应该在“之三”中提出的“法律系=教授工作室”的等式之后，再提出另外的一个等式：“法律系=教授们的图书馆”。

中国的教授以自己个人的财力大量购买图书资料，建构自己的家庭图书馆，把家庭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有很多的弊端。家庭生活与工作应该适当分离，否则二者会互相干扰。中国的学者普遍有熬夜的习惯，主要原因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白天家里不安静，他们必须等到锅碗盆瓢交响曲结束，老人妻子孩子全部休息以后（晚上10点左右），才能够安心工作，结果往往就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长期的熬夜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体质虚弱，学术思考力不够。健康的灵魂来自于健康的体魄，难道不是吗？另外，将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相区分，在我看来，还有助于教授们的思维方式上的情景转换，不至于在吃晚饭的时候，还捧着本《法哲学导论》，一副书呆子的样子。他们离开了法律系（工作室+图书馆+研讨会之类的东西），进了家门，就不再是什么学者，他们只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我想，这样的转换非常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家庭的和谐。

不仅如此，在自己家里的个人书房中工作的学者，缺乏与同事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不是那种可怕的谋杀式的侃大山，而是轻松愉快地一起去喝杯咖啡，一起吃午餐之类的活动），缺乏调节，其工作的效率不会很高。我在意大利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到了午饭的时候，教授们纷纷不约而同地来到固定的小餐馆，一起用餐，席间谈笑风生，多少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上得到解决方案，多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被碰撞出来。我有幸经常参加这样的“教授们的工作餐”。说实话，吃一顿这样的午餐，对我而言，更感觉是一顿“学术大餐”。

但是，教授们能够经常聚集在一起，必须以他们通常在法律系工作为前提。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在法律系工作，其前提条件就是这里有他们的工作室和完备的图书资料。通过对意大利的大学教授的行为模式的观察，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理论的确信，人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变化，主要取决于外在的制约条件的变化。中国的学者喜欢经营自己的家庭图书馆，也许根本不是一种什么玄妙的“书房情结”的产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迫无奈的举措，是中国的大学中不合理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的产物，是公共图书资源不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的产物。

让书与人几乎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是我所观察到的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共同的格局。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其精髓就在于尽量增加藏书的可接近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书的根本价值。

还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在“之三”和这篇“之四”中虽然主要从教授的角度来谈大学法律系的合理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定位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忽视学生的存在。我看到，在比萨大学的法律系，在某种意义上，学生享受着与教授类似的待遇。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随意地进入任何一个图书馆，没有任何管理人员会来干预他们。更加重要的是，在密密的书的丛林之中，常常放着不少宽大的桌椅供学生就地学习。他们不需要把书借出去（当然，要借也是可以的），有什么必要借出去呢？这里的图书馆是那么的安静，什么复印机，扫描仪，电脑之类的工具都有，又没有人赶你走，你想学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想查阅什么书，尽管自己去拿就可以了。这里就如同你自己的家一样，怎么折腾也没有人来管

你。图书管理员的任务不过是等你走后，把你用过的书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已！在这里，如果说学生与教授有什么差别的话，教授们是不过是在图书馆里面有间固定的房间，学生们则是在图书馆里面有张书桌。对于读书而言，我觉得这样的差别不是很大。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的书架之间里面绝对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图书馆在我们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放书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既用来放书，也用来读书的地方。那时，我经常被迫蹲在图书馆的地上看书。到意大利之后，目睹别人的做法，我为中国的年青的学生感到愤愤不平。

关于书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忽略。图书采购，千万不能让什么图书馆采编部的人来干。这些人又不是专家学者，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书有价值呢？我在比萨期间看到的是，书的采购完全控制在教授的手中。他们负责在出版社邮寄来的图书目录上打钩，让辅助人员去买。而且当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国内或国外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而本图书馆没有购置的时候，他们会找来辅助人员，登记在待购图书目录中。不出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就会上架。如果要的书已经脱销，辅助人员会通过意大利图书馆联合目录查询收藏了此书的图书馆，请求他们复印一本邮寄过来，或者将多余的副本调剂过来。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我的确在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图书馆里面感受到一种要什么书有什么书的畅快！

留学意大利之五：“伊拉斯谟”


薛军


“之五”的这个标题有点怪，直接用中世纪大名鼎鼎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的名字做了标题。这个中世纪的人怎么与我的留学生活发生联系了？且听我慢慢道来。

其实，我与那个叫“伊拉斯谟”的人没有任何联系，我说的是一个叫做“伊拉斯谟”（ERASMUS）的项目。这个计划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比萨大学的留学生活。

什么是“伊拉斯谟”项目？这就是个很复杂的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欧洲在二战后开始了势不可挡（不过现在出了点问题）的一体化进程。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及其表现已经为国人熟知，这里就不叨扰重述了。其实，欧洲各国的大学教育也一直试图进行融合。我这里所介绍的“伊拉斯谟”项目就是欧洲的大学交流项目之一。简单来说，“伊拉斯谟”项目就是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的学生到彼此的大学里去学习1年左右，参加考试，得到的学分可以被彼此承认。

“伊拉斯谟”项目的目的在于推动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杂然相处于一个大学之中，加强各国年青人的交流，让他们接受不同的教育环境的影响，以此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其阅历，培养未来的具有欧洲视野和欧洲意识的社会领导阶层。为了落实这个项目，欧洲各国的教育行政机构联合制定了一系列的决议，对这些交换生的待遇，课程的选修，学分的承认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做了规定。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待遇原则加优惠待遇原则。所谓的平等待遇，就是指交换生在法律上被视为东道国本国的学生，享受东道国的学生所享受的一切待遇；所谓优惠待遇，主要是为了解决交换生在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语言和学习问题，东道主大学有义务为其提供帮助。

我刚刚到达比萨大学时，最感觉为难的是，我无法向别人解释我的身份。我来比萨，既不是来拿学位，也不是来拿学分的，所以，我不是学生；但是，我又不在这里上课，所以，我又不是老师。更加郁闷的是，在国内，在形式上我已经留校任教，属于老师了，不过由于一节课也没有上过，所以，我不能底气十足地主张我的教师身份。我不过是来学习拉丁文，翻译一本书（当然，私下里也准备写一本书）而已。但是，别人对我的这些解释往往直摇头，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对我如何归类。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到来，也给比萨大学造成了一些麻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界定我的身份。最初的时候，他们想把我界定为PROFESSORE（教授，但是广义上也有教师的意思），但是，觉得缺乏依据。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虽然我已经26岁，在中国属于大龄青年，但是在发育周期不同的欧洲人中间，我看上去如同高中生一样，在一群大胡子意大利教授中间，很不协调。后来，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就把我当作一个“伊拉斯谟”，如何？由于我当时对什么东西都发晕，听到ERASMUS这个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想问问，又怕被别人笑了过去，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我就成为比萨大学法律系的一个“伊拉斯谟”了。

在以后的时光中，为新获得的这个身份，我常常暗自感谢上帝！

成为“伊拉斯谟”之后，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我立即有了一个“监护人”（我理解为有事情就可以去找她帮助的人），她就是比萨大学法律系的负责“伊拉斯谟”项目的SBRANNA女士。她三下五除二为我出具了五六份证明，一个是到比萨大学专门为“伊拉斯谟”项目而交换过来的学生开设的免费的语言培训班报名的证明；一个是获得在学生食堂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吃饭的就餐卡的证明；一个是免费在网络中心上网的证明；还有一个可以在比萨的所有图书馆借书的证明；还有一个是学生证，凭借这个证件在意大利的所有的博物馆我都可以享受到免费或半票的待遇。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比萨大学已经张开她的双手，把我拥抱在她的怀中。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呼吸与心跳。当然，这一切都得感谢我所具有的“伊拉斯谟”的身份。它是一个桥梁，我通过它，得以非常直观地感受一下做一个地道的意大利的大学生是多么的幸福，而且也得以感受到，意大利的大学对自己的学生是多么的珍爱。

这么说吧。在意大利的大学里面，大学生的身份几乎是一种应该得到照顾、关心、优惠的代名词。他们就是大学的精灵，是一群被教授们、大学管理人员们精心呵护着的大孩子。大学在各个方面，不动声色地以各种方式体现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学生是大学之本！

关于意大利的大学如何落实“学生是大学之本”的原则，我会陆续在以后的短篇中详细地描述，在这里，还是让我继续来描述我是如何有滋有味地当一个“伊拉斯谟”的。

第一个待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国外来的学生的语言问题，比萨大学语言文学系有一个免费的专门针对“伊拉斯谟”学生的意大利语培训班。凭着SBRANNA女士的一纸证明，我立即成为这个班上的一员。我的同学遍布欧洲！同座是TOSTEN HASS，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习艺术史的学生。他后来成为我的铁哥们，我甚至与他进行过德国式的击剑决斗（当然是戴头盔的）。其他的有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的学生。第一排的那个肤色如同冰雪（可惜人长得偏胖，否则真可以说是地道的白雪公主！）的小女生，居然就是来自冰岛！我坚决地相信，是她所在的环境给了她那样的肤色。我就混在这群人中间学语言。老外学语言真就如同玩一样的，学习得特别快，大概2个多月以后，他们就到各自的系去听课，学习，考试去了！

第二个待遇就是，以非常优惠的待遇到学生食堂吃饭。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在国内，当我离开父母身边开始大学生活之后，我的一张原本健康无比的胃，在大学里面被发黄的，带沙子的米饭，以及那些非常不可口的菜折磨得伤痕累累，以致一想到要去食堂吃饭，就感觉如同要去服苦役一样。吃饭已经不是一种享受。我拖着几乎已经很严重的消化不良的毛病到达比萨之后，居然是意大利的大学食堂又重新给了我健康的胃口。

凭良心说话，大学无论如何不能克扣学生的伙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方面打学生的主意，赚那些个昧良心的钱！因为年轻人的健康，那可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啊。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年青一代的。比萨大学的食堂的标准的午餐和晚餐，由头盘（米饭或面食构成）、二道（肉或者鱼）、沙拉、水果（或酸奶）组成，面包（ROSETTA）供应不限量，想吃多少都可以，想带回去吃也可以，饮料（矿泉水，果汁，啤酒）敞开供应。而这样的一顿饭的价格只是3500里拉（1.8欧元，如果不是学生，价格是8.7欧元！）而已，几乎就是免费的！良好的饮食必然导致健康的体魄。结果，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朝气蓬勃，健康乐观！老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居然有魄力干这种不赚钱的买卖，而且顺带治疗好了一个来自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的消化不良的问题。更加让我感受深刻的现象是，由于比萨大学食堂的伙食好，价格低，开门时间长（中午从11点45到下午2点半，晚上从6点45开始，到9点半），卫生条件好（所有的餐具全部经过高温高压的沸水冲刷和强紫外线消毒），所以学生从来不在外面乱吃东西。什么肝炎之类的病毒，在这里根本没有传播的途径。反观中国的情况，哪个大学的里里外外，都密布着一堆卫生条件极为可怕的小馆子，甚至就是伙食摊子，油烟滚滚，污水横流，而我们的大学生们，经常在路边吃饭，或者用塑料袋兜着油炒饭在路上边走边吃！吃这样的社会主义油炒饭的学生的身体能够竞争得过吃资本主义的大食堂的学生吗？

第三个待遇就是，兜里揣着学生证，跟随一群“伊拉斯谟”们到城市的各种文化设施、博物馆里面免费（有时候半价）游玩。比萨大学给我的学生证，名头很大，叫什么欧洲大学系统统一学生证，在所有的欧共体国家都得到承认。我在国内时也知道学生证是个好东西，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假期火车票半票。至于其他方面，在访问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的时候，是否有优惠，我就不记得了。反正，我在意大利是扎实享受了一把这样的优惠。
我的“伊拉斯谟”身份只享受了一年，后来，我去罗马读书，被安了个什么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只可惜，这个身份在意大利被认为属于工作者的身份了（其突出表现是，在我得到的奖学金中，我每个月要交大概170欧元的税，也要购买失业保险），所以，我失去了学生待遇。失去了就更加能够体会曾经得到的珍贵。
真的，我在意大利接近五年的时光中，现在最让我怀念的居然就是在比萨的那一年。因为在那一年中，我以“伊拉斯谟”的身份而获得了意大利的大学生的身份，由此而得到，不，是享受到，来自大学的照顾。
“伊拉斯谟”，ciao（你好），ciao（再见）！

PISA学联供稿 26.11.2005